以“成功”来定义“幸福”，是现代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逻辑起点。
“成功”是一个躁动的符号。它看重成绩和功效，不问本心，也不关心过程。搭乘在“成功号”列车上，相互攀比胜人一筹方可安顿心灵，拼杀闯荡大富大贵才能挣回脸面，疯狂享受肆意挥霍便不悔此生一遭，中途下车半路掉头要遭社会质疑声讨。成功了，就幸福了。作为大众摩肩接踵追寻的对象，“成功”以强势话语淹没了国人传统的幸福观。
跳脱出“成功”语境，回看国人对幸福的美好期待，人们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四喜”“五福”等字眼。所谓“四喜”，即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所谓“五福”，有不同的指称，有人说“五福”指福、禄、寿、喜、财；在这之外，比较古老的“五福”记载见于《尚书·洪范》里的“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寿，乃五福之首，指一个人活得长久。在饱受饥寒交迫、战乱频仍、医学水平落后以及其他天灾人祸之苦的古代，一个人能够正常衰老、死亡简直是天大的福气。若参照一些学者的统计，古人平均年龄——先秦18岁、汉朝22岁、唐朝27岁、宋朝30岁、清朝33岁——在现代看来简直妥妥地属于夭折。有趣的是，在现实另一边，人们还想象了极其高寿之人，例如岁的彭祖（有人认为岁是“小花甲计岁法”计算的结果，换算到今天的历法实际应是岁）。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大意是想告诉人们活着即便苦痛也还有一丝希望，而死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在民间，高寿之人，备受周围人的羡慕和尊敬，而且在他们逝世时，还会享受喜丧的特殊待遇。随着生活质量和医疗水平的提升，现代社会早已经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长寿之人。但让人同时心生忧虑的是，现代人包括年轻人在内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不规律的作息、生存生活的压力、不健康的饮食等等使得人们的身心状况阴晴不定，一不小心就可能积“差”成疾，临受大病之灾。
富，指财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钱。与“富”经常在一起搭配的一个词叫“贵”，即人们喜欢说一个人是富贵之人。儒门老祖宗孔子未能免俗，他也会说“君子爱财”，“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那么，问题是，在一个变态痴迷富贵的社会中，如何合理地看待“富贵”呢？宋儒张载《西铭》里的“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讲得蛮好。人生在世，与万物一起，参天地之化育。剥离附着在“富贵”身上的价值内涵，如同荀子讲的，“人之情性”就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一个人追求富贵无非就是想要有充足的物质保障，过上吃穿不愁的生活。卢梭在《论不平等》里也明确提到，自我保存和追求幸福是人类的首要自然法则。富贵，不仅可以满足人生存的基本需要，还能让人活得更好。但是，反过来，如果人们将富贵作为人生的目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那就会使自己成为富贵的奴隶，本末倒置了。
康宁，是健康安宁的意思，既指一个人身体没有疾病，也同时指人的心灵宁静不受纷扰。这是对一个人幸福状态的描述。身体健康就不说了，重点谈谈安宁。在国人的观念中，安宁不仅意味着人能克服物性彰明人性，安宁还能帮助人走得更高更远。孔子就发现，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克制情感，那他的一生将处在不同表现形态的躁动之中，所以他总结，要成为君子得遵循三条戒律：“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争；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用现在的话说，君子青壮年时不要争强好胜，等老了也不要志在必得。这样的观点怕是今天的人难以接受。不过我们也可以辩护说，孔子担心的其实是过度的“争”“斗”“得”，是将人引向深渊的“争”“斗”“得”。诸葛亮《诫子训》里“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从正面提出人在淡泊宁静的心境下，才能看清自己想要什么，也才能摒除世俗纷扰，直道前行。
攸好德，是修养德性，践履德行的意思。这一条别看在“五福”里位置稍靠后（倒数第二），但意义非凡。儒家讲究“德福配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