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治白癜风 http://pf.39.net/bdfyy/bdfzg/200531/7935645.html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发表于CSSCI期刊《宏观质量研究》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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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对城市、城市化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一个城市产出函数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及其防控措施将会对作为劳动质量的人力健康状况、城市资本的效率和支出水平、空间积聚的知识外溢效应等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也会改变城市化进程，推动“人口-空间”扩张式路径向“功能-生态”内涵式的成熟路径转变。回顾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个阶段及其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之间的关系，并采用面板数据计量方法检验影响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变量，证实了在既定的任期和规模考核导向下，各地区存在公共卫生及疾控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在高质量发展视域内探讨了中国新型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其中，改变地方政府短期倾向和规模为主的政绩考核导向，构建多层次的城市治理体系，深化智慧城市和都市群的社会功能建设等，不仅对于防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整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都尤为重要。
正文逻辑：
一、引言
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城市化：理论背景
三、中国城市化的演进历程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深远影响
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中国新型城市化的路径选择
五、结论
一、引言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造成什么影响？事件防控和更高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作为城市和社区管理功能的一部分，将如何重构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尤其是，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设计中，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该如何嵌入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大框架内，重塑新时代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些都是在做好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同时，继续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稳步推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必须回答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从最新的情况来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及城市化的冲击远不止拘囿于经济范畴。城市作为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不仅意味着要素空间的积聚，还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重构和治理体系的再造，以及文化思潮和集体心智结构的变迁。城市就像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城市森林），无时不刻不在进行着现代社会生态学意义上的演化（塞缪尔·亨廷顿，；张鸿雁，谢静，）。从这个层面来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对城市是一种深层次的解构：它重新定义了新地理经济学意义上的物理空间，重新定义了社会学框架内的城市功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新兴国家正在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也产生深刻的影响：城市化意味着积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却在解聚；城市化意味着强化现代社交关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却通过网格化和非接触管控“去社会化”；城市需要交互，需要通过面对面的非线性交流抵达“不可知的创新”（迈克尔·斯托珀尔，），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线上化、远程交流活动却在消解面对面线下接触带来的深度交流功能，取而代之的只能是通过远程通信和互联网作为媒介传达线性的“失真的声音”。
所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城市是要素的积聚空间，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了传染病发生的概率。城市又是功能的有机集成，它可以通过集中提供公共医疗服务来防治传染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的关系是充满张力的。中国的城市化当前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从以空间和规模扩张的总量导向转为功能提升和以人为本的内涵式发展。而从更大的视域，则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范式对城市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多重意义交叠的背景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必然会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从另一个角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却恰恰证明了新型城镇化路径的“逻辑正确”。如果将高质量发展定义为“以效益和质量为中心的发展路径”，那么本文的目的就是在高质量发展的视域内，探讨这次史无前例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中国的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公共卫生作为城市发展的质量指标之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会对城市化路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学术界早就注意到了疫病与城市的关系。马尔萨斯（）在他的经典著作《人口原理》中发现，历史上的瘟疫基本上发生在城市，欧洲黑死病时期的英国，城市的死亡率大约是乡村的30倍。Bairoch（）发现在19世纪早期，农村人口的寿命比城市人口多活8-12年，人口积聚引发的传染病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赫拉利（）用雅典和古罗马时代的城邦历史说明，快速发展的城市既是文明的象征，又是孕育“传染病的温床”，疫病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经济学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一般建立在卫生经济学与新地理经济学的交叉框架内。Quinn，Bartlett，Vlahov（）比较系统的研究了疫病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城市中心传播疫病的8个因素，并对6种常见的传染病进行了案例分析。Alirol，Getaz，Stoll（）认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指数级扩张的城市会因为不同国家人群的国际旅行和移民提高公共传染病风险，各国的城市化应该将防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主要目标之一。Siri,Newell,Proust等（）发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气候的异常，进而引发大型传染病等极端事件，对脆弱的城市系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Michael,Alana,Scott等（）深入研究了中国快速的城市化与传染病、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需要提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等公共服务能力。罗勇（）认为我国城市化引发的健康问题主要来自于聚集性、代谢、开放性及生态等方面，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是发展健康城市的重要保障。袁茂阳（）探讨了城市化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认为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了重大公共传染病隐患，“健康城市”建设应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举措。
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的关系，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处的阶段，重点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框架性思考：一是将卫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结合，从理论上探索公共传染病、城市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影响，以及动态冲击的内在机理。该问题虽然以前的研究也有涉及，但不够系统和深入。二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对中国一直沿袭的城市化模式，以及未来城市建设和规划的理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有着不同的时代主题和逻辑主线。当前我们处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阶段，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哪些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这方面的研究当前尚属空白。三是在高质量发展观的价值导向下，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化的深远影响，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如何将本次应对和防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成功经验，升华到“智慧城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层面，转危为机提升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应是顶层设计者的努力方向之一。
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城市化：理论背景
大型传染病与城市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它带来的空间重构和要素积聚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时过高的人口密度和污染物排放，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也增加了传染病发生的概率和病毒传播的速度。尤其是在城市化速度较快的新兴国家，空间和人口规模的指数级扩张与相对缓慢的城市功能提升不同步，这样造成的动态错配一方面会带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风险隐患，另一方面也会加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难度和复杂度。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模型化分析。
（一）基本框架与模型
一般来说，城市及城市化模型以新经济地理学为基础，主要探讨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包括区域增长及其差异、要素流动与产业积聚、创新与互动、城市竞争力及其动因等。新经济地理学对城市的理解和城市行为的模型构建，主要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之内，以城市增长模型为主要形式（Glaeser等，；Ertur和Koch，；Drucker和Feser，），基本思想是将宏观经济增长模型收缩到城市范围，建立基于区域经济增长思想的城市经济学模型。因此一般的城市代表性产出函数为：Yit=F(AitKit，Lit），其中i为特定的城市i，Ki为城市i的资本存量，Li为城市i的劳动力，Ai为城市i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是经济增长模型中典型的产出函数。城市的因素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如韩峰和李玉双（）将全要素生产率A作为积聚程度（专业化积聚S与多样化积聚D）、区域内可以互动的城市数量N及其关联度w的函数（A=A（S，D，w）），这几个变量与人口密度、城市功能和空间分布结构等都有直接的关系。这实际上是Romer（，）内生增长模型中“干中学”和知识及技术外溢效应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体现。但与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要素不同的是，A的提高相对缓慢，而且具有内生演化的性质，城市管理者很难通过外生的政策直接产生影响。二是与宏观增长模型中人口数量为外生变量不同的是，城市间的竞争可以吸引外来人口，从而城市劳动力数量Lu可以视为城市服务G（Tiebout,）、相对收入水平H（Kemeny和Storper，）、互动性（Glaeser，）和包容性文化J（Florida,）等变量的函数，这个也能从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推导出。关于城市和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模型，我们更加
